寻衅滋事罪的辩护词

1、辩护词之罪名认定
（1）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邓某某涉嫌构成寻衅滋事一罪，对该罪名没有异议。
被告人邓某某正准备上班时，接到哥哥（另一被告人邓某某）打来的电话，哥哥称被人（本案被害人）打了，要求弟弟叫人去帮忙，并且要求带上家伙。被告人邓某某打电话向（本案另一嫌犯）伍波和万勇求助，后来与伍波等嫌犯一同进入到案发地点，被告人邓某某在门口遇到（本案证人）李光红，与其聊了几句；但没想到伍波已经在房间里与受害人李如、李显等打了起来，所以，被告人邓某某听到房内的打架动静后，随后进入房间内帮忙打架。经过几分钟的打斗，除被告人邓某某自己受伤外，受害人李如和李显也受了轻伤。
辩护人对被告人邓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名无异议。
（2）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与实际案情有出入
被告人邓某某接到哥哥的求助电话后，不是为了打架伤人的目的才叫上万勇和伍波等人前去案发地点；被告人邓某某完全是为了哥哥邓某某的人身安全才去帮忙，同时为了防止哥哥势单力薄，被人打伤而吃亏。
2、辩护词之事实认定
被告人邓某某和邓某某在发生本案被拘捕前一直是正经上班的职工，从来没有违法犯罪的劣迹。公诉机关《起诉书》称邓某某与被害人李如李显等发生口角，邓某某为发泄情绪而纠集他人解气，实际上是不符合事实情况。本案双方当事人发生打斗，其主要原因有三个：
（1）打斗事件是喝醉酒的被害人李如和李显先动手打人挑起事端。
邓某某到1201#室去拿工作用工具，刚到门口遇满身酒味的被害人李如和李显等三人阻拦，双方发生口角后，是李如和李显等三人在门前过道中，先将邓某某打倒在地；邓某某倒地后，顺手在地上摸到一个工具还击，碰到被害人李如的头上，李如头上出现了一个小包，这才有后面的协商赔偿医药费之事。
（2）邓某某是担心自己一个人协商赔偿过程中会有人身安全问题，才托被告人邓某某请人来帮忙。邓某某不了解情况，去1201#室之目的是帮忙助阵，防止哥哥再次被打伤。
第一次门外冲突发生后，李光红和张建军组织协商调解过程中，邓某某被张建军告知被害人李如和李显是吸毒者，惹不起。另外，协商过程中，邓龙也发现被害人李如和李显均随身带了匕首。邓某某如果赔款满足不了被害人李如和李显的要求，可能有人身安全问题。所以，邓某某嘱咐邓某某带上家伙防身，以备不时之需。
（3）在逃嫌犯伍波在本案打斗事件中，出人意料之外地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整个局面因伍波而失控。被告人邓某某并没有指挥或指使伍波等人去打李如和李显。
被告人邓某某并没有指挥伍波等人去打被害人李如和李显；伍波等人带头走在前面；而被告人邓某某还在门外过道与李光红聊天，就听到伍波等人与被害人李如和李显打起来的声音。在这之后，被告人邓某某才参与到房屋内的混乱打斗中来。
3、辩护词之从轻处罚情节
（1）被告人邓某某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
被告人邓某某平时一直是老实本份的公司职工，从未有过违法犯罪行为
发生本案打斗事件，是被告人邓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违法行为。
被告人邓某某主观恶性小。被告人邓某某参与本次打斗，属于情非得已的情形：
首先，哥哥邓某某打电话来，说自己被几个人打了，受了欺负，请作为弟弟的邓某某速叫人来帮忙。听到是亲哥哥被打，于是向公司请假半天来帮哥哥的忙；
其次，被告人邓某某叫万勇等人，本意是为哥哥助阵、帮忙，防止哥哥再次被欺负，但自己还在事发房屋外面聊天，未曾想到伍波擅自就跟被害人李显和李如等打了起来；由于担心哥哥再次吃亏，所以，被告人邓某某就参加到打架活动中去了。
总之，一是为保护亲哥哥，二是打斗事件因伍波带头动手，随之局面失控，完全出乎被告人邓某某的意料之外；三是被告人邓某某是被动参与打斗活动。
（2）被害人自身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
引起本次打斗事件，主要是酗酒的李显和李如等三人不让邓某某进门，并且先动手将被告人邓某某的哥哥打倒在地，挑起事端。其次，被告人邓某某并未指挥或指使万勇等动手打人，局面失控是伍波擅自动手造成的。
（3）被告人邓某某认罪态度一直很好，能如实交代罪行，非常后悔自己打架冲动之举。
一是（参见《到案经过》）被告人邓虎在长沙县网吧始终配合传呼、抓捕，没有拒绝、阻碍、抗拒和逃跑行为；二是积极如实供述自己的参与打斗的行为和过程；三是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办案。
（4）被告人邓某某在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筹借了八千元赔偿被害人医药费。
被告人邓某某是家中唯一劳动力，上有两位久病的父母（父母都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症，父亲基本丧失自由行走的能力），岳母跟随妻子徐长期在长沙治病疗养（重度糖尿病上半年治病花了约八万元，其并发症导致眼睛未保住，瞎了一只，身体溃烂、脚趾截断），即使医院下了《病重病危通知单》，因无钱治疗，只得由女儿徐珍军照料。被告人邓某某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邓孝芸，时时都需要有人照看。
被告人邓某某因打架被抓后，没有经济收入，家人重病都没钱治，能借到八千元支付给被害人李如和李显已经是想尽了办法，尽其全部能力了。
4、辩护词之量刑意见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理由如下：
（1）被告人在整个伤害过程中，作用较小，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是从犯。本案中被告人与李四、王五等人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虽然实施了伤害行为，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本案发生的原因来看，是由李四与他人发生了矛盾而引起的，到场人员是李四召集的，与被告人无关。2.在犯罪实施过程中，均是李四的原因导致两起打架事件的发生，被告人出于朋友义气，受到同案犯李四的指使才参加了第二次打架，并且被告人一直有劝说、阻止打架的行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被告人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其所起的作用是次要、辅助作用。
根据《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量刑意见”）第3.3条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行为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应当对其进行从轻处罚。因此，应当考虑对被告人进行从轻处罚。
（2）受害人可以避免伤害的发生而没有主动避免，应该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尽管小杨、小马是此次事件中的受害人，但其对整个案件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第一次打架过程中，小杨、小马两位受害人并没有参加，第一次打架发生后，完全可以息事宁人。但其却主动找到李四及被告人要求给个说法，导致事态被进一步扩大，正是由于受害人主动找到被告方进行言语挑衅、并且由受害人方的一穿黑色衣服的男生先动手打人，才导致被告人逐渐走上犯罪道路。
受害人的过错与被告人的行为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如果没有受害人的过错，也许第二次打架就不会发生。在对被告人进行法律制裁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因受害人的过错是导致被告人实施犯罪的诱因，因此，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时对其从轻处罚，也体现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罪责刑相一致的基本原则。
（3）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明显的犯意，主观恶性不大，可以从轻处罚。
首先，被告人没有参加第一次打架事件，并且劝说李四离开。被告人听到朋友李四被欺负，与其他人一同去看一看情况，被告人是走在最后面，当其来到现场时，看到朋友李四头部被打，流血不止，被告人主动劝说李四回去，并买了创可贴、毛巾为其清理伤口。其次，被告人虽然参加第二次打架，但打架前、打架过程中一直劝说李四等人不要打架，并且主动停止侵害行为。最后，被告人没有攻击受害人小杨的要害部位。被告人在不清楚被谁打了的情况下，下意识的还了几下，没有用脚，只是用手拍了一个人的脸部、背部几下。因此，综合考虑以上3点，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明显的犯意，主观恶性不大，可以从轻处罚。
（4）被告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属于自首，可以酌定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本案中，在被告人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之前，根据公安机关调查的事实及获得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告人尚未被公安机关调查、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前往公安机关，经公安机关教育，主动供述了自己伙同他人犯罪的事实，对同案犯李四的犯罪事实也交代清楚，且前后供述完全一致，不存在拒不认罪、翻供等情形。符合我国刑法关于自首的规定。
根据《刑法》第67条的规定，以及《量刑意见》第3.4条，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自首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因此，可以考虑对被告人进行从轻处罚。
（5）被告人积极赔偿受害人杨苏铁磊的经济损失，取得了受害人及家人的原谅，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及家人对受害人小杨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并积极的赔付了受害人小杨的各项医药费，受害人小杨及家人对被告人已表示谅解，并向法院出具了谅解书，恳请法院对被告人免于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量刑意见》第3.9条,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因此，可以考虑对被告人进行从轻处罚。
（6）被告人是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过，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没有受到过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其在实施犯罪行为前是成绩优异、乐于助人的学生。其走上犯罪道路有交友不慎与法制观念淡薄等因素，是初犯与偶犯。通过司法机关的进一步帮助教育，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深感痛心与后悔。在辩护人会见被告人时，他多次表示愿意认罪悔罪，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渴望早日回归社会，憧憬美好的生活。庭审时，被告人亦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认罪悔罪态度好，而且，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角度而言，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也是较轻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6条规定，对于所犯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其中具备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或者管制等非监禁刑。《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因此被告人宜从轻处罚并判处缓刑较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