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诈骗罪的辩护词

1、贷款诈骗罪的辩护词
（1）被告人高某主观上没有贷款诈骗的故意。
刑法第193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从该条款看出，贷款诈骗罪主观上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本案被告人高某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
被告人高某自身没有非法占有贷款的主观故意。
高某本人在历次笔录和当庭陈述中从未有过想非法占有银行贷款的供述，且事实上高某也没有非法获得中信深圳分行的贷款。何某也没有给过高某任何好处。
（2）被告人高某也没有帮助被告人何某非法占有贷款的主观故意。
何某没有其要高某帮助他骗取银行贷款的供述，高某也没有其帮助何某骗取银行贷款的供述。
起诉书对高某帮助何某诈骗银行贷款的主观状态是一种推断，无证据支持。
（3）根据本案证据，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基础，在本案中，被告人何某和被告人高某在主观方面的想法是不同的：
何某在向中信深圳分行申请办理保兑仓业务过程中，在高某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造假行为与中信深圳分行签约，取得了中信深圳分行2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其后何某又冒用长城公司名义领取承兑汇票，并通过造假进行背书后将汇票贴现，造成中信深圳分行贷款损失。从这个过程中看，何某造假骗取银行贷款的意图非常明显。
反观高某，之所以介入此事，其主观上是从工作角度出发，一方面他作为长城公司主管营销的副总经理，要扩大公司销售规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公司的经销商摩登公司更多地经销长城葡萄酒。因此，高某个人对摩登公司向银行申请保兑仓业务是支持的。但是，高某支持何某向银行申请保兑仓业务，并不等于高某支持何某造假，事实上，高某对何某的造假行为事前事后都不知情，高某主观上仅仅是出于工作职责和业务需要的考虑而已。
根据刑法第25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因此，认定共同犯罪，要求犯罪参与人在主观故意上是一致的，即在积极追求一个共同的犯罪目的前提下，分别实施各自的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形下，才构成共同犯罪。
本案中，二被告人的想法各不相同，何某主观上有造假的故意，而高某主观上则是从正常工作角度出发，二被告人主观想法明显不同，没有共同的故意，不是共同犯罪。因此，应根据二被告人各自的主观故意和各自的行为，适用相应的法律，分别认定两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
2、被告人高某客观上没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也没有实施帮助何某贷款诈骗的行为。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高某以长城公司名义接待了深圳中信银行的工作人员，并在未获得该公司法人代表授权的情况下，在《保兑仓合作协议书》、《核保书》、《法人授权委托书》上签字，制造长城公司同意为深圳市摩登实业有限公司担保的假象。”
3、辩护人认为，上述指控不能成立。
高某以长城公司名义接待银行工作人员是其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行为。
对高某行为的认识应以正确理解保兑仓合作协议的特点为前提。
保兑仓业务是银行针对生产商、经销商之间的买卖关系推出的一种金融产品，是生产商、经销商和银行三方的合作协议。在此业务中，银行可以获得资金流，生产商可以提前收回资金，经销商可以享受用少量资金大量进货的优惠。具体做法是，由经销商向银行申请贷款授信额度，专项用于经销生产商的商品。银行根据经销商交付的少量保证金，向经销商发放贷款(承兑汇票)，将承兑汇票直接交给生产商。生产商对经销商的贷款向银行提供商品回购担保，即如果经销商卖不出承兑汇票下的商品，生产商将商品买回，将承兑汇票中的差额货款退给银行。
根据案卷中《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书》第二条第4点以及第六条第3点，我们看到本案保兑仓业务的特点是：长城公司并不是直接替摩登公司承担银行贷款还款的担保责任，长城公司仅仅是对货物回购担保。所谓货物回购担保，其责任仅限于在已经提前收到全部货款的情况下，对自己仓库里未卖出的货物向银行承担相应货款的退款责任而已。因此，虽然在保兑仓协议中长城公司有一定担保的义务，但仅仅是货物回购担保，不是贷款担保行为。保兑仓协议本质上是一个三方之间相互制约的营销协议。
既然保兑仓业务是营销行为，而高某是长城公司主管营销的副总经理，因此，保兑仓业务属于高某主管的业务范围，是其职权范围内的工作。
摩登公司向深圳中信银行申请保兑仓业务，按照协议，该保兑仓业务申请到的贷款额度必须专项用于摩登公司经销长城公司的葡萄酒。按照银行的签约程序，银行工作人员需要到生产商长城公司实地考察生产商的能力。在此情况下，何某打电话要高某接待。在高某看来，该业务能扩大长城公司的销售规模，对长城公司有利，故高某同意接待。从这个过程我们看出，高某作为长城公司主管营销的副总经理，接待经销商带来的银行放贷人员到长城公司考察，完全是其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其以长城公司名义接待银行放贷人员，与银行放贷人员洽谈有关业务也没有任何问题。
4、高某在三份保兑仓文书样本上签字，只代表个人职权范围内的合作意向，该签字行为不需要法人代表授权。
高某作为长城公司主管营销的副总经理，对于业务范围内的合作关系，可以依职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在银行人员解释保兑仓业务特点后，高某了解到该业务对长城公司有利且没有风险，故高某从个人角度同意三方合作开展保兑仓业务。高某在银行提供的保兑仓协议、核保书、授权委托书样本上签字并无不当，因为，高某是在空白的样本上签字，并非正式签约。高某签字仅仅是表达合作意向，表明高某作为长城公司分管销售的领导的意见，高某签字后告诉了银行人员要等星期一长城公司法人代表确认后才能办理正式手续。因此，在长城公司法人代表确认签字、盖章之前该“协议”无效，这一点不论高某、何某还是银行人员都是清楚的。既然高某的签字并不是真正的签约行为，故高某签字也不需要事先获得公司法人代表的授权。
5、高某的签字行为并未造成长城公司同意为摩登公司担保的假象。
高某签字后，银行工作人员提出保兑仓协议必须由法人代表面签并加盖公司公章，如高某代为签约必须有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在此情况下，高某并未欺骗银行人员说自己有法人授权，也未跟银行人员说法人代表已经同意该业务，而是告诉银行人员需要等周一(当天是周六)跟法人代表请示，并且，也未在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
辩护人认为，高某的上述行为完全是正当的。公司中的决策操作无非两种模式，一种做法是自上而下，即先由法人代表拍板，再传达给下面人员具体执行操作;另一种做法是自下而上，即主管人员先拿出意见，层层报批，最后由法人代表决定。本案中，高某的做法是自下而上，由主管人员接待，洽谈后同意并签署意向，最后由领导拍板和签字、盖章。关键是，高某在整个过程中既没有冒充法人代表行事，也没有越权签约，完全是正当的经营行为和管理行为。
因此，银行人员明知作为副总经理的高某没有法人代表授权，其签字不代表长城公司而不能导致协议生效，那么高某签字的行为就不可能造成长城公司已经同意为摩登公司担保的假象，事实上银行工作人员也从未产生这种错误的认识和判断。
(二)起诉书指控：“期间，被告人高某在长城公司对该保兑仓业务实际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仍然在深圳中信银行寄来的第一份《提货确认通知单》上签字，帮助被告人何某进一步骗取银行的信任。”
6、辩护人认为，起诉书关于高某帮助何某进一步骗取银行的信任的指控不能成立。
被告人将《提货确认通知单》混同于一般汇票业务签字，签署该提货通知单是一种误解。
被告人当庭解释，因为通常经销商从银行取得汇票，银行都会要生产商确认，被告人高某每年经手这样的票据发货签字金额高达几个亿之多，而且摩登公司本来就是长城公司的经销商，所以高某在签这张提货单时没有特别留意，不知道是摩登公司和中信银行的保兑仓业务提货单，故高某签字是一种疏忽和误解，谈不上帮助何某进一步骗取银行信任的问题。被告人对这种疏忽和误解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即使推定被告人知道《提货确认通知单》是保兑仓业务而签字，也不能认定高某故意欺骗银行。
退一步来讲，即使我们推定被告人知道《提货确认通知单》是保兑仓业务，辩护人认为，这种情况下也不能认定高某签字的行为是故意欺骗银行。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该《提货确认通知单》对应的汇票已经送到长城公司，高某在《提货确认通知单》上签字只是对提货真实性负责，而事实是高某签字后长城公司确实发了货，履行了提货单的义务，不存在欺骗银行的行为。
注意的是，审查保兑仓合同真实性的责任和义务显然应该在作为放贷单位的中信银行。既然中信银行已经发出提货通知，说明保兑仓合同已经签署并生效。因为高某没有与曲吉沟通过此事，而何某与曲吉本人又很熟悉，高某有理由认为：既然合同生效，而且银行的签约程序又非常严格，反过来说明何某事后是取得了长城公司法人代表曲吉的同意的。高某作为副总，没有权力和责任去跟法人代表核实。况且，卷宗中曲吉的笔录也证实，曲吉与高某之间确实没有沟通过此事，因此，高某有理由误以为何某后来取得了长城公司法定代表人曲吉的认可而正式签了约。
无论高某于何种情况下在《提货确认通知单》签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高某签字的行为不会造成银行损失的风险，更不存在欺骗银行的问题。
高某签字时长城公司已经收到了中信银行开出的承兑汇票，对于高某来讲，何某怎么取得银行的汇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某知道，汇票在长城公司，不可能对银行造成损失。因为如果何某到期还不上钱，长城公司将余额补上，则银行不会产生损失;而长城公司补上余额并不会导致长城公司损失，因为余额对应的货物本身还在长城公司仓库里。因此，高某是在银行零风险的情况下签字，其签字行为在主观上不可能有帮助何某骗取银行贷款的故意，事实上该张汇票客观上也没有造成银行损失。
高某的行为与何某同银行签约之间、与银行贷款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其行为不符合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要件。
高某的行为不是何某与银行签约的原因，其原因是何某的造假行为。
高某接待深圳中信银行的工作人员，并在《保兑仓合作协议书》、《核保书》、《法人授权委托书》样本上签字的行为，并不是真正的签约行为，也未产生何某与银行签订保兑仓协议的结果。三方其实都明白，没有长城公司法人代表曲吉的签字盖章，高某签署的样本不过是几张废纸。高某的行为并未造成长城公司同意签约的假象，也未使银行工作人员产生错误的判断。洽谈之后，何某和银行怎么运作的，高某没有参与，也不知情。
按照银行的规则，签订保兑仓协议应当要求长城公司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应当由法人代表曲吉当面签署核保书，如果法人代表曲吉授权他人代签除要提供授权委托书之外，还应当提供由曲吉亲笔签名的身份证复印件，等等。而银行工作人员未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没有尽到审查义务，致使何某有机可乘，通过造假达到与银行签署虚假的保兑仓协议的目的。
从这里我们看出，何某签约成功的原因是其造假行为，高某只是被利用的一个环节，顶多算一个条件，不是原因。辩护人注意到，银行工作人员的失职也是被何某利用的一个条件，为什么银行工作人员不是共犯?可见控方对高某是何某共犯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
2、签订和履行《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书》不是银行造成损失的原因，其原因是何某骗取承兑汇票的造假行为。
辩护人在此特别提请法庭注意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对保兑仓业务操作模式的误解，公诉机关对高某的犯罪指控，出现了行为和结果之间因果关系错位的问题，而这种错位的认识形成了认定犯罪性质的错误前提。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辩护人有必要在此介绍一下保兑仓业务的流程。结合案卷中《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书》第三条，保兑仓业务中“三方合作”具体操作流程是：
摩登公司先向中信银行交付一定比例(不低于30%)保证金(比如30万)，则中信银行开具收票人为长城公司的、票面为100万元的承兑汇票并直接交付给长城公司，其意义为：摩登公司支付30万再贷款70万买了长城公司100万的货。
长城公司收到这100万元承兑汇票后，是否向摩登公司发货以及发多少货，由中信银行通知。中信银行只会在摩登公司已经交付的30万保证金范围内向长城公司发提货通知。待摩登公司将该30万的货卖出回款后，将货款(比如35万)交给银行，银行再向长城公司发出35万的提货通知。如此循环，直至摩登公司交给银行的款总共达到100万，该笔承兑汇票业务终结。
摩登公司最终不能卖出100万的货(比如总共只回款80万，则摩登公司交给银行的款尚差20万)，则由长城公司将该部分款项对应的20万货物“回购”，将20万货款退回给银行。从而该笔保兑仓汇票业务终结。
辩护人提请法庭注意的是，银行虽然授予摩登公司2000万贷款额度，但银行是把承兑汇票直接交付给长城公司而不是交给摩登公司，承兑汇票金额中超出保证金的部分即为银行对摩登公司的放贷。因此，如果按照保兑仓业务的流程操作，何某虽然获得授信额度但根本不能占有授信额度下实际发生的贷款。相反，摩登公司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是先付款再拿货，即摩登公司每交一笔保证金，中信银行通知长城公司发一笔货。
因此，根据保兑仓业务特点和《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书》条文的约定，本案中三方开展该业务不可能形成何某贷款诈骗的结果。也就是说，骗取贷款的事实不可能发生在签订保兑仓协议的过程中。本案中何某的犯罪手段正是发生在汇票贴现过程中，不是也不可能发生在签订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的环节。签约环节是个正常的、正当的行为。简言之，签订保兑仓协议的行为本身在法律上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构成贷款诈骗的客观要件。
因此，由于何某与长城公司、中信银行三方签署的保兑仓合作协议客观上不可能使银行产生损失，则签约行为与本案损失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那么，无论高某对何某与银行签订保兑仓协议是否有帮助，高某的行为都不构成犯罪。
事实上，正因为按照保兑仓业务操作流程无法拿到承兑汇票，何某才采取了私刻长城公司公章等造假手段，将银行本应该交给长城公司的承兑汇票拿到何某自己手里，通过造假进行背书然后贴现，挪作他用，造成了银行贷款的损失。这才是银行贷款损失的真正的、唯一的原因。
而何某实施上述一系列造假行为事前未与高某共谋，实施过程中高某也未参与，事后高某直到案发才知情，这一点在何某的书面证明材料中讲得非常清楚，所有行为与高某无关。控方仅仅以高某接待考察、签署合作意向书样本，签署提货确认通知单这些问题来认定高某与何某存在共同犯罪，证据是非常不充分的。退一步讲，即使高某的行为在客观上为何某后来造假的行为所利用，也不能对高某以共犯论处，因为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规定很明确，必须有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我国刑法从未规定存在“片面共犯”。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高某的行为与本案被告人何某之间既无骗取贷款的共同故意，也无骗取贷款的共同行为，并且，银行资金损失发生在何某以造假手段冒用长城公司名义取得承兑汇票的环节，与三方签订及履行《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书》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此，无论在主观认识上还是在客观行为上，高某的行为都不符合也不可能符合与何某的行为构成共犯的法定要件。请求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依法判决被告人高某无罪。